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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66章 五年,正德十六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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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五年可以做些什么?五年这个时间不长也不短。www.83kxs.com对于朱厚煊来说,在这段时间中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修习金刚不坏神功。没错金刚不坏神功虽然连成是非自己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会使用,根本就不知道是如何修炼的。

    但这也打不消朱厚煊的念头。同时也是为了韬光养晦,消除朱厚照忌惮之心,朱厚煊在即袭荣王后选择迎娶李氏女,交出朱无视时期护龙山庄势力(不包括朱厚煊自己建立的势力),这样他能做的就是修炼了,毕竟成仙做祖嘛。

    于是乎,朱厚煊就时不时的找来成是非,让他施展金刚不坏神功,然后用真气感知金刚不坏神功的运行方式。可惜这毕竟是第三方了,所以进展不大。本来朱厚煊都准备放弃了,但不知素心不知从哪里得知朱厚煊想要练金刚不坏神功,于是出乎意料的拿出来当初古三通和朱无视从天池怪侠处拿出的金刚不坏神功原本。这却是当初素心与古三通完婚后,古三通交给她保管的。而虽然得到了秘籍,但朱厚煊一时半会也没有进展,毕竟古三通练了近二十年才能变成金人。

    所以在金刚不坏神功修习陷入水磨工夫的时候,朱厚煊就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寻找种植花生、玉米、番薯、土豆上。在朱厚煊看来明代灭亡,清军只是外因,根本原因是以李自成与张献忠两股农民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农军哪来的?来自陕北延安。李自成与张献忠都是陕北人,骨干也以陕北饥民为主。

    为何陕北闹饥荒?因为地主兼并土地,民不聊生?不对。陕北土地贫瘠,以小农为主,地主不多。他们没比普通农民多几亩地,要是闹旱灾,他们也一样束手无策。其实,饥荒的原因很简单:明末人口逼近2亿,而粮食增长的空间耗尽,难以负荷,各方面都出现崩溃的征兆。

    与此同时,西北(特别是陕北)的军人及预备役军人很多,是明军的兵库。全世界,军人都是必须安抚的,就是现在美国,招公务员也优先照顾退伍军人。然而,西北明军活得实在很惨。崇祯时,都督卢象升巡视边防后给朝廷汇报西北军人惨状:“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拿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绔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实际上,明亡之前二三十年,部队因为欠饷哗变的屡见不鲜。

    难道明朝官员没脑子,故意开罪军人?不是。农军起义之初,总督杨鹤计划招抚,出粮赈济。农军一听政府有粮食补助,便偃旗息鼓,招抚受降,不闹事了。但陕北多少人,多少张嘴,政府赈济得过来?本来赈济就杯水车薪,再碰上克扣,“所救不及十一”。最后陕北义军卷土重来,席卷南北,也就天下大乱,不可收拾了。

    如果农军是普通农民,政府或许可以动用职业军人击败,但农军的骨干也是职业士兵,明军就打不赢了。原因很简单:同为职业军人,一边是有饭吃的官军,另一边是快饿死的叛军,你说谁的斗志强?而且,官军也闹粮荒,不少官军跟农民军打着打着,饿极了,也造反了。

    这个现象,人类史上叫做“马尔萨斯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必定高于粮食供应,最终导致人类大危机。而且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就算粮食暂时增长了,人口也会跟着增长,但粮食不可能永远增长,因为土地和产量必定有限。那怎么办?一种办法是节育,马尔萨斯赞成这办法,但在避孕药和***之前的明朝,节育只能当作社会奇谈。另一种办法,马尔萨斯也说了,但不赞成,那就是打仗,互相杀戮,杀到最后,人死得差不多了,残存者又可以继续生活。

    很不幸,大明帝国只剩下这条路。

    饥荒引发叛乱,反过来,叛乱又破坏秩序,秩序一乱,种粮食的人也就少了。这样便是恶性循环:越乱,越没人种粮食;越没人种粮食,越乱。据记载,义军狠,官军也狠,双方疯狂抢粮,叛乱席卷的四川,最后吃光了粮食,吃光了农民,最后部队内部互相残杀,吃自己人的肉,惨不忍睹。

    除了节育与杀人,大明帝国就没有别的解救办法?

    答曰:有。正在这时,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那就是花生、玉米、番薯、土豆等美洲高产作物。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革命正在全世界进行。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培育的作物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烟草、辣椒等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

    对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是1588年到来的马铃薯,马铃薯最先到达爱尔兰,而且来的正是时候。爱尔兰不适宜谷类生长,粮食问题向来严重。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英国人又殖民爱尔兰,把好耕地抢走了,爱尔兰人只能在缺水的贫瘠土地上种点东西糊口,经常闹饥荒。马铃薯改变了这一切。爱尔兰人发现,贫瘠的土地种出的马铃薯足够养活家人和牲畜,而且不费什么力气。于是100年间,爱尔兰人口从300万猛增到800万!德国、俄国和法国也大力种植马铃薯,从而结束了欧洲北部的营养不良症和周期性饥荒。原先,欧洲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因为小麦在这里长得很好,马铃薯的出现导致了欧洲政治力量的北移,这种影响持续到今天。

    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则是花生、番薯与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这些作物,今天讲起来平平常常,当年却相当于好几个“超级袁隆平”接连问世。比如,番薯耐寒,耐涝,耐碱,适应各种土壤和环境,抗虫能力强,产量极高,据记载:“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而且一年可种数季。明代较好的水田也不过亩产720斤左右,平均亩产不过240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土地养活的人口可以增加好几倍!多出来的田改种其他作物,又能养活更多的牛羊猪狗。土地出产的粮食和肉类大大增加,人口膨胀的压力也就大大减轻了。

    花生约1530年到达中国,玉米是1531年,番薯则是1593年。它们到达中国东南时,明末大战乱还未开始。如果崇祯皇帝真有眼力,发现这些高产作物的价值,及时引种到西北,缓解极度紧张的粮食问题,或许可以避免1644年的灭亡悲剧。

    真正吃到大馅饼的是清朝。正是清朝的大力推广,这些高产作物才遍植中国,导致从西汉末到明末从未超过2亿的中国人口,在乾隆六十年达到前所未有的29亿!

    所以在朱厚煊看来康乾盛世,它们的基础,不是君贤臣能,而是玉米、番薯与花生,这就是“粮食政治学”了。

    就这样五年中,朱厚煊花了近两年时间命人寻找,再花了三年时间培育种子,这才有一点成效,只待推广种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