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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3章 两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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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宝十三年(975),夏六月。

    自泰山封禅西归后,刘皇帝选择在开封歇脚,这一“歇”就是两年多了。而开封,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汉事实上的首都,毕竟,朝廷的权力核心都在,所有的军政命令也都发自于汴宫。

    这对于东西两京,自然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朝廷所在,往往带着巨大的经济需求,对于开封这样的商业城市而言,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因此,在这两年间,开封的经济、文化又迎来了一次腾飞,甚至,带动了一波人口回流。当然,规模不像当初西迁洛阳时那么庞大。

    当年,因为朝廷的搬迁,有不少士民工商,都追逐着权贵的脚步,向洛阳扎堆,也导致早早便突破百万人口的开封城,人口在几个月间,降低到不足八十万。

    根据洛阳府原始而不完全的统计,在那场朝廷西迁中,有超过三十万的人口是随之填充到洛阳地区,也使得千年古都再度恢复了盛世王朝帝都过去的风采。

    而这一回,民间的反应倒显得理性了些,没有望风而动,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皇帝又会选择回到洛阳。

    到目前为止,大汉两京并重,但仍旧以洛阳为主,开封为辅,再加上搬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普通的士民工商,也没有跟着朝廷折腾的实力。

    在过去的两年中,刘皇帝完全遵从了当初的反思,丝毫不折腾,安安稳稳待着,约束着自己,一切以稳定国内为前提,休养生息,持续发展。

    效果自然是不错的,从开宝北伐之后,困扰了朝廷达六年的财政拮据,终于得到了缓解,这来源于大量商、盐铁、酒茶、丝布的税收进项。

    当然,国内治安保持安定,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活力与日俱增,在这个大环境下,有事滋扰的,还得属诸边。

    两广地区,在朝廷的强力支持下,当地官府进行了一场针对南粤时期遗留问题的整饬运动,持续了三年之久。

    在钟谟、范旻、秦再雄、田钦祚等军政文武的主导下,大量南粤时期的官僚、豪强、地主遭到了清算。

    前前后后,抄了数百家,逮捕了数千人,死了数万众,当然,上报到朝廷,只是一串串数字罢了。

    这并不是一场致力于和谐稳定的政治出击,相反,因为朝廷强硬乃至粗暴的行动,引起了大量动乱。那一串串数字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感受到了地方的反弹,反抗地越激烈,朝廷镇压地也就更加不留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朝廷的担忧,过去对两广的统治是不牢靠的。

    有长达两年的时间,两广对外的交通断绝,在得到中枢授权之后,两广地区,关起门来,清扫庭院炉灶,两年之后,方才重新开门迎客。

    当然,发生在两广的这场动乱,其声势并没闹起来,与当年的吴越大叛乱无法相比,同当初的川蜀之乱更难相提并论,从头到尾,都被限制地死死的,官府的准备太充分了,手段也足够强力。

    相比之下,还是当地的蛮族,与那些“叛逆”份子勾结起来,造成了不小破坏,这也是当地驻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对于两广地区而言,这三年间,发生了一场社会性的大变革,沿袭于南粤时期的权力、财富结构,被大汉朝廷从外部彻底摧毁,那是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然而,真要说有什么变化,其实并没有。大量的旧官旧吏被打倒了,又有源源不断的新人接替,旧的地主豪强被清算了,新一批的势力也在重新酝酿,区别只在于,除了上层人士在吃肉喝汤之外,大量底层百姓也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比如土地。

    但是,如果从加强朝廷对两广地区统治的角度来说,目标是达到了的,至少在过去的三年中,两广的行政效率空前提高,上情下达,没有丝毫滞涩与拖延,新的利益获得者,也更加靠近朝廷,更受掌控。

    至少,朝堂诸公们是这样感觉的,刘皇帝也觉得此前笼罩在两广上空的那层迷雾消散了,仿佛见到了一片崭新的澄澈天地。

    但不得不说的是,发生在岭南的动荡,对两广的打击异常巨大,尤其以广州府为中心的的经济发达地区,因为政治运动,导致经济上的严重衰退。

    陆路上的商道被断绝了近两年,而大量走海路的外蕃、海商,也因为畏惧、迟疑,而选择过港不入,多走几百上千里,到福建、两浙去经商,无他,只因为那边更安定。

    对于两广的实际情况,朝廷自然也有所了解,因此,当秦再雄于广西将最后一股敢于对抗的蛮叛消灭之后,对于整个岭南的恢复发展,也提上了日程。

    就从人事调整开始,钟谟被调离广东,进京主管宣慰司,这个南臣,通过多年踏实肯干的忠臣表现,身上“降臣”的标签早就摘掉了,进京担任实权部司的一把手,也算一种盖棺定论式的肯定与接纳。

    范旻留了下来,这个范质的儿子,确实是个干才,能治民,能平乱,官声口碑还不错,得知其表现,刘皇帝很是赞许。

    因为当年曾担任过邕州知州,刘皇帝直接点将,又把他调回广西,担任广西布政使。而广东的政务,则由宰臣王溥外放主持。

    田钦祚也被调走了,并且是飞调,被派去东北,担任海东巡检使,主持对渤海故地的进讨与剿灭,这种事情,很适合他。

    此人在朝中的名声已经坏得差不多了,就因为好杀、滥杀,当初在安南之时也就罢了,没人会同情那些土著,把他们当人看。

    但广东不一样啊,这里的可都是国人,其手段一样不改,在指挥麾下兵马,进行逮捕、戡乱的过程中,除了杀,就没有一点其他更灵活的处置手段,说他是个刽子手,是一点不冤枉他,广东地区矛盾的激化也有他一份“功劳”。

    不只好杀,还有些贪财,趁着机会,在广东可是官囊鼓鼓。因此,在田钦祚任广东都指挥使的三年间,针对他的弹劾就一直没断过。

    一直到两广事情进入收尾阶段了,刘皇帝方才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调往东北就是结果。比起温暖富庶的广州,那什么渤海故地、海东盛国,完全就是穷僻苦寒、原始不毛之地,周遭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可谓是贬斥了。

    但是,田钦祚大概也知道,自己过去的作为有些过分,比起言官们奏章上的“罪大恶极”,这样的调动,可是十分宽容了。

    因此,虽然有些郁闷,但还是感激涕零地北上赴任,更何况,在广东“赚取”的财富,朝廷也没有清算的意思。

    似田钦祚这样的人,用得好了,的确是一把好刀,用在东北,也正可一展其能,对付土著蛮夷,他太有经验了......

    在那里,按捺了一年多以后,汉军终于兵出黄龙府,向整个东北地区展开攻略。比起两广地区的轰轰烈烈,在东北,汉军的行动,则要显得稳定得多,也乏味的多。

    从头到尾,困难的不是攻占土地、城池,而如何在占领之后,建立可靠的统治,并进行巩固、维护。